（四）

1986年的秋夜，大巴山的風帶著涼意，從白雲村的土坯房窗縫裡鑽進來。鄧鑫元躺在床上，盯著屋頂漏下來的一縷月光，耳邊傳來隔壁母親壓抑的咳嗽聲，偶爾還夾雜著幾聲低低的啜泣。他攥緊粗布被角，眼淚悄悄浸溼了枕頭——白天母親拆改舊衣服時，他看見她手背的裂口滲著血，卻還笑著說“不疼”。

床頭疊著母親準備的行李：改制的書包是用父親穿舊的藍布褂子改的，針腳細密，邊角還縫了補丁加固；一套洗得發白的灰布衣服，是姐姐穿小後漿洗乾淨的，領口磨得發亮，卻沒有一絲汙漬。鄧鑫元摸了摸衣服，彷彿還能感受到母親指尖的溫度。

天剛矇矇亮，鄧鑫元就起了床。他穿上那套“新”衣服，把母親連夜煮好的雞蛋塞進懷裡，又背上家裡特意請木匠打的松木箱子——箱子裡裝著幾斤大米、一瓶醃鹹菜、一床打了三層補丁的棉被，還有二哥送的三樣東西：一隻漆面斑駁的鋼筆，筆帽上的漆掉了大半，卻被二哥擦得鋥亮；一本掉了封面的《鋼鐵是怎麼煉成的》，書頁裡夾著二哥寫的便籤“好好讀，有力量”；一支竹笛，是二哥用山上的竹子做的，吹孔處被磨得光滑。

“路上小心，到了學校給家裡捎個信。”楊貴碧送他到村口老槐樹下，從懷裡掏出一張皺巴巴的二元鈔票，塞進他口袋，手指反覆摩挲著他的袖口，“冷了就多穿點，別凍著。好好讀書，給娘爭氣。”

鄧鑫元點點頭，喉嚨發緊說不出話。他看著母親鬢角的白髮，看著村口熟悉的老槐樹，看著遠處田埂上四哥、六哥扛著鋤頭勞作的身影——他們比自己大不了幾歲，卻早已輟學下地，此刻正朝他揮手。他咬了咬嘴唇，轉身踏上通往山外的土路，一步三回頭，直到母親瘦小的身影縮成一個黑點，像一株倔強的莊稼，在秋風中挺立著不肯挪步。

三十里山路，全是崎嶇的土路。鄧鑫元揹著松木箱子，走得滿頭大汗，布鞋磨得腳底板發疼，卻不敢停下——他怕天黑前趕不到學校。走到半路，遠處傳來“叮叮噹噹”的敲擊聲，夾雜著隱約的石灰味，三座圓頂的窯子臥在河岸邊，像三隻蹲守的巨獸，煙囪裡冒出的白煙在藍天下扯成細長的棉線。穿粗布褂子的工人正往窯裡添柴，火焰舔著青石磚，映得他們的臉忽明忽暗——正壩區中學到了。

沒有圍牆的校園順著山勢鋪開，幾排紅磚瓦房歪歪扭扭地杵在坡上，最遠的那棟教室背後就是陡峭的山崖，彷彿一陣風就能吹倒。渾濁的水渠穿校而過，像條土黃色的帶子把操場劈成兩半，幾個揹著書包的學生正蹲在渠邊漱口，嘴裡的泡沫順著水流漂向遠處的水電站，水面還浮著一層亮晶晶的煤屑。

“新來的？”一個剃著平頭的男生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力道大得讓他踉蹌了半步。男生咧嘴一笑，露出兩顆小虎牙，指著水渠對岸的瓦房：“初一（3）班在那邊，快去吧，要早讀了。”

鄧鑫元道了謝，提著箱子往教室走。教室的木門吱呀作響，推開時揚起一陣灰塵。三十多張木板搭成的課桌上，糊著的舊報紙早已泛黃翹起，有的桌腿缺了角，用石頭墊著才勉強平穩。他選了最後排靠窗的位置，剛把布包塞進桌肚，就看見窗外飄來一團灰霧——燒石灰的窯子正在出窯，白濛濛的煙塵順著風捲進教室，落在翻開的課本上，像撒了層薄薄的麵粉。他咳嗽著擦了擦課本，心裡卻沒覺得苦——能坐在區中學的教室裡，已經比他想象中好太多。

開學第一週，鄧鑫元就摸清了學校的“生存法則”。天不亮就得爬起來，藉著石灰窯的火光跑到水渠邊淘米，動作慢了就只能用沉澱著煤渣的渾水；蒸飯的鋁缸必須刻上自己的名字，不然會被高年級學生換走——有同學的鋁缸被換過，最後只能吃冷飯；下午放學要趕在天黑前過河，否則就得摸黑繞三公里山路，山路上有野獸出沒，沒人敢冒險。

最讓他犯怵的是那條水渠。近兩米深的渠水，上游連著雙岔河煤廠，一開工，渠水就變成墨黑色，水面漂浮著煤屑，還泛著淡淡的硫磺味。可學生們沒得選——女生蹲在石階上洗衣服，肥皂泡裹著煤屑漂向蒸飯房；男生們赤膊跳進渠裡洗澡，濺起的水花打溼了旁邊洗菜的籮筐；甚至有人直接用搪瓷缸舀水喝，喉結滾動時，嘴角還沾著細小的煤渣。

“喝慣了就不覺得磣了。”同桌朱建軍遞給他半塊烤紅薯，紅薯皮烤得焦黑，卻散發著甜香，“我哥在煤廠上班，說這水裡有硫磺，喝了不得生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