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飯時，煤油燈的光在木桌上暈開一圈暖黃的光暈。

父親陳大海扒完碗裡最後一口糙米飯，沒有像往常一樣起身收拾工具，而是沉默地坐著，目光在陳東和妻子臉上轉了兩圈，像是下定了什麼決心。

他忽然起身，一言不發地走向裡屋那口厚重的樟木箱——那是他們從潮汕老家逃難來港時，為數不多帶出來的家當。

再出來時，他雙手鄭重地捧著個用深藍色土布裹得嚴嚴實實的鐵盒。盒子很舊，邊角漆皮早磨掉了，露出暗沉的鐵色，卻被擦得乾乾淨淨，透著歲月和珍視打磨出的溫潤。

“東仔，過來。”父親聲音帶著點沙啞，把鐵盒放在桌子中央。那雙常年扛麻袋、攥麻繩的手，粗糙得泛著紅黑，此刻有些發顫地解開布包，掏出把同樣磨得光滑的黃銅鑰匙，插進鎖孔。

“咔噠”一聲輕響，在寂靜的屋裡格外清晰。

盒子裡襯著防潮的厚油紙，油紙下是碼得整整齊齊的紙幣。按面額用橡皮筋捆著：最多的是泛黃卷邊的1元、2元港幣，厚厚好幾沓；中間是稍新些的5元、10元，壓得平平整整；最底下，壓著三張嶄新的100元大鈔，像沉睡的寶藏，讓人屏息。

父親一沓一沓地拿起來清點，動作慢得認真，佈滿厚繭的指尖劃過紙幣邊緣，沙沙聲輕得像怕驚擾了什麼。每一張錢，都重得像壓著十幾年的光陰。

數完，他抬頭時眼眶有點紅，看向陳東：“這裡一共三千六百二十四塊八毛。東仔，這不是橫財，是我和你媽十幾年，一滴汗一滴血攢下的。”

他深吸口氣，聲音低沉卻清晰地講起錢的來歷：“大部分是我在碼頭掙的。你知道，五幾年那會兒，碼頭搶活的人多，工錢壓得低，扛一袋米才兩毛五。後來認識個潮州同鄉，他做南洋和星馬的船務，見我老實肯吃苦，就偷偷給些輕巧但價好的貨讓我扛，比如棉花、綢緞。就這麼著，一毛錢一毛錢攢下來的。”

他指了指那三張百元鈔：“至於這三百塊……去年碼頭接了單南洋大船的棉紗，要得急。我和十幾個工友，連熬十幾個通宵，睡覺都在碼頭。最後準時卸完貨，洋行經理滿意，親自給我這個帶班的封了大紅包。回家我一塊錢都沒捨得花，全鎖進了盒子。”

母親林秀蓮也紅著眼眶，輕輕拍了拍盒子：“我這一份，是幫人縫衣服、納鞋底，有時幫唐樓住戶帶孩子，守夜守得眼睛都看不清……我們想著，這些錢以後給你讀書，或者娶媳婦，再或者……我跟你爸萬一有個頭疼腦熱，也不至於拖累你。”

陳東看著桌上那堆浸著父母青春血汗的“小山”，鼻子猛地一酸，喉嚨像被什麼堵死了。他太清楚這3624.8元的重量——在普通工人月薪不過百元的年代，每一分錢，都是父母用健康、用無數個不眠夜，從牙縫裡、汗水裡摳出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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