登州城，已然成為整個東方乃至世界矚目的焦點。昔日略顯破敗的鎮守使衙門，如今已掛上了“華夏革新軍總司令部”與“山東遼東行政公署”兩塊沉甸甸的牌匾。城內車馬絡繹，人員往來皆帶著一種區別於舊式官場的雷厲風行與隱隱亢奮。藍底金星的旗幟在主要建築上空獵獵作響，宣告著一個新生政權的誕生。

在總司令部寬敞卻簡樸的議事廳內，一場決定未來走向的最高層會議正在召開。與會者除了高巖、王奎、趙三槐、陳雨順等核心將領外，還包括了新近吸納的幾位在地方治理、外交律法方面頗具才幹的文士，以及“啟明”組的李德明、陳念恩。

高巖端坐主位，目光掃過在場眾人，沉聲道：“山東遼東，已初步入手。然此非終點，實乃起點。我等已與北京偽朝徹底決裂，名為割據，實開新篇。當務之急，是確立根本，穩固根基，以應對即將到來的狂風暴雨。”

他頓了頓，繼續道：“我意已決，即日起，成立‘華夏革新軍政府’，暫以登州為治所。軍政府下設：總參謀部，由王奎負責，統籌軍事作戰與軍隊建設；行政總署，負責民政、財政、教育、實業，人選待定；司法總署，負責刑律、訴訟，需即刻草擬符合新時代精神之律法；外交司，負責與外國交涉。”

“此外，設立‘最高諮議會’，由在座諸位及未來吸納之賢才組成，共商大政方針。”高巖此舉，意在建立一個集權與諮議相結合的體制，既保證決策效率，也避免個人獨斷。

“國不可無法，政不可無名。”一位新加入的老成文士，姓周，原為不得志的候補道員，捻鬚言道，“總司令既已開府建衙，當有更進一步的名分，以正視聽，聚攏人心。或可稱‘都督’，或可稱‘大元帥’……”

“不。”高巖果斷搖頭，打斷了周先生的話，“眼下，還不是稱王稱霸的時候。‘總司令’之名，足矣。我們的力量，源於新政，源於強軍，源於民心，而非一個虛妄的名號。我們要讓天下人看到，我們與那北京城裡的皇帝、太后，本質不同！”

他更看重實質的權力與變革的推進。過早追求名分，反而容易成為眾矢之的，也偏離了他“革新”的初衷。

會議迅速敲定了軍政府的基本架構和當前首要任務：軍事上，鞏固防線，整編擴充軍隊至五個師，並組建專門的海岸防禦部隊和後勤保障體系；政治上，在控制區全面推行新的行政體系和稅制，穩定秩序，發展生產；經濟上，全力保障“興業銀行”信用，擴大“遼東貿易總公司”經營，加快自有工礦業建設；技術上，“啟明”組與機器局需全力攻關無線電報實用化、改進潛艇及火炮技術。

就在軍政府草創，百廢待興之際，外部的壓力已如同烏雲般層層壓來。

最先做出激烈反應的，自然是北京清廷。榮祿在保定得知山東全境易手的訊息後，驚怒交加，一面嚴令袁世凱、宋慶等部在直隸山東邊境構築防線，嚴防革新軍西進，一面以朝廷名義釋出措辭更為嚴厲的討逆詔書，將高巖斥為“國賊元兇”，號召天下忠義之士共討之。同時，清廷開始透過各種渠道，向各國公使尋求支援，試圖將高巖定性為“叛亂分子”，從外交上予以孤立。

然而，列強的反應，卻遠比清廷期望的要複雜和曖昧。

英國駐煙臺領事館內，領事賈禮士（虛構名）正仔細閱讀著來自登州軍政府外交司的照會文書。文書以中英兩種文字寫成，行文規範，語氣不卑不亢，闡述了軍政府成立之緣由，強調其保護外僑生命財產安全、尊重既有條約（除涉及國家主權部分需重新商訂外）、維護商業秩序的立場，並希望與各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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