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將“興教育，統一思想”的宏圖落到實處，李斯以近乎偏執的嚴謹，將極大的精力投入到一項看似基礎、卻關乎帝國未來的奠基性工作中——他親自掛帥，主導編撰一套全新的啟蒙典籍。他深知，童蒙時期是塑造人一生世界觀、價值觀的黃金階段，那些最初映入眼簾的文字、最先叩擊心扉的故事，往往會在純淨的心田裡埋下最深沉的種子，影響其一生軌跡。因此，編撰一套能夠準確傳遞官方意志、塑造合格帝國順民的啟蒙教材，其戰略意義，在李斯心中，絲毫不亞於制定一部完備嚴明的法典。這不僅是教化，更是思想疆域的開拓與鞏固，是一場無聲卻至關重要的戰爭。

李斯對這套啟蒙典籍的編撰，提出了極其明確、不容絲毫偏離的綱領。他親自遴選了一批文采出眾、立場堅定、絕對“可靠”的博士官與資深文法吏，在丞相府內專門闢出一處靜室，設立了臨時的“編撰館”。他自任總纂官，並非虛職，而是真正深入其間：定期召見編撰官，聽取詳盡進展；所有初稿必須呈送其案頭，由他逐字審閱；遇到核心篇章、關鍵表述，他甚至會屏退左右，親自動筆刪改斟酌，務求字字精準，完全符合其意圖。整個編撰館，都籠罩在他那種一絲不苟、務求完美的嚴謹氛圍之下。

他對編撰工作下達的指令，具體而微，貫穿始終：

第一，內容的政治正確性至高無上，此為鐵律。所有入選的文章、典故、詩歌、寓言，其唯一宗旨便是宣揚大秦帝國的天命所歸、郡縣制的無可比擬、法家治國理念的絕對正確，以及“忠君、守法、勇公戰、怯私鬥”的核心價值觀。編撰館內設“檢視”一職，專門負責排查任何可能隱含“不諧之音”的內容。凡涉及前朝（六國）風物，皆需淡化或批判；凡有暗示分封制優越性或懷舊之情的，一律剔除；對於儒家“仁政”、道家“無為”、墨家“兼愛”等諸子學說，皆視為“異端邪說”，決不允許其核心觀點出現，但可擇其有利於統治的隻言片語，進行改造利用。在歷史素材的選擇上，著力突出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而國富兵強、始皇陛下掃滅六合而混一寰宇的偉大功業；對於周朝，則濃墨重彩描繪其後期禮崩樂壞、諸侯割據混戰給天下蒼生帶來的深重苦難，以此作為反面教材，凸顯始皇廢分封、行郡縣的英明與必然。

第二，形式的淺顯易懂與趣味性，此為手段。李斯深知，再正確的道理，若枯燥乏味，令孩童望而生厭，便是失敗。他嚴令編撰者，必須放下身段，站在蒙童的認知水平上思考。語言務求簡潔明快，避免佶屈聱牙；多采用節奏鮮明、押韻上口的短句、歌謠，便於童聲誦唱，記憶深刻；故事須情節生動，角色鮮明，能引人入勝。他還提出，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，可考慮為關鍵內容配以簡練圖示（雖知刻印成本高昂，但仍指示可先於官學試行），以形象輔助理解，激發蒙童興趣。他要讓那些法理政論，如同春風化雨，悄無聲息地浸潤幼小心靈，而非強行灌輸。

第三，體系的循序漸進與完整性，此為架構。李斯以政治家眼光，為這套啟蒙典籍規劃了長遠藍圖。它不應是單一讀本，而應是一個由淺入深、環環相扣的系列。起始層級，是以《倉頡篇》、《爰歷篇》等原有識字課本為基礎進行修訂，在常用字、詞、句中巧妙融入歌頌秦德、秦法、秦政的內容，使蒙童在最初識文斷字時，便自然接觸官方意識形態。進而，是編撰包含基本倫理規範、行為準則的初級讀本，教導孝親、尊師、守紀、勤勞等品質，但每一步都導向對帝國秩序的服從。最高層級，則是涉及帝國曆史地理、政治制度基本概念的進階讀物，用蒙童能理解的方式，闡述王朝更替的“大義”、郡縣制的“優越”、法治的“必要”。三者構成一個完整的思想塑造鏈條。

在具體編撰過程中，李斯展現了其融匯各家、為我所用的高超政治智慧。他並非一味排斥其他學派的所有概念，而是擅長“舊瓶裝新酒”，進行巧妙的挪用和重構。例如，在編寫關於“孝道”的章節時，他如此著墨：“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。然，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孝之終也。何為揚名？非為鄉黨虛譽，乃在忠於陛下，勤於王事，恪守秦律，建功立業。是故，守律法即為孝，盡忠職便是顯親，此乃大孝至孝！” 將儒家視為根本的“孝”，巧妙地與法家核心的“忠君”、“守法”捆綁在一起，使私德完全服務於公義。

再如，對於“仁愛”這一儒家核心理念，他徹底摒棄了其“泛愛眾”的平等色彩，重新賦予層級分明的內涵：“陛下聖仁，如天覆地載，故輕徭薄賦，澤被蒼生，此乃至上之仁。官吏仁賢，當不阿權貴，不徇私情，秉公執法，使民無冤屈，此乃職分所載之仁。百姓仁善，則需鄰里相助，守望和睦，然首要在於共遵法度，不逾規矩，此乃本分之仁。” 如此，“仁愛”被嚴格限定在帝國等級秩序和法律框架之內，成為一種維護統治和諧的工具，而非普世價值。

對於一些核心政治概念的闡釋，李斯更是親力親為。在為進階讀物撰寫關於郡縣制與分封制比較的章節時，他寫下了這樣一段後來廣為流傳的文字：“夫天下之大，猶人身之軀。陛下，元首也，統攬全域性，發號施令。郡守縣令，猶四肢百骸，各司其職，血脈通暢，指令瞬達，故身強體健，行動自如。若復行分封，則如一身之內，另生多頭，各懷心志，指令紛雜，血脈壅塞，輕則行動遲滯，重則癱患瘓疾，終至軀體潰爛，性命不保！是以郡縣之制，乃強國安邦之本，分封之弊，實禍亂之源也。” 此等比喻，形象直觀，即使稚子聞之，亦能瞭然於心，領悟郡縣制之“必然”與“優越”。

丞相府旁的編撰館內，常常燭火長明，直至深夜。李斯與一眾編撰官圍坐，時而激烈討論，時而凝神沉思。案頭簡牘堆積如山，上面佈滿了修改的硃筆批註。他們不僅要確保每一則故事、每一句韻文都毫無偏差地傳遞著官方意志，還要絞盡腦汁，使其文辭優美，韻律鏗鏘，足以打動人心，流傳久遠。這是一項浩大而極其精細的工程，李斯為此投入了巨大的心血與熱忱。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這些即將頒行於帝國各級官學、併力求推廣至鄉里阡陌的啟蒙典籍，將是塑造下一代大秦臣民精神世界的基石。它們承載的，遠不止是識文斷字的功能，更是他李斯傾力構建的那個高度集權、思想統一、萬世一系的帝國夢想本身。每當想象著無數稚嫩學童，在晨曦中捧著這些典籍，用清脆純真的聲音齊聲誦讀著歌頌統一、強調守法、效忠皇帝的文句時，李斯的嘴角便會泛起一絲難以察覺的笑意。他彷彿看到，一個從思想根源上就堅如磐石、認同感無比強烈的大秦未來，正從這些浸潤著心血的啟蒙書頁中，冉冉升起，光芒萬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