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九年，年初。鏡州的冬天還沒走乾淨，政法大學的校園裡，風還是涼的。李成勵和陳曉第一次說分手，是在圖書館後面的那條小路上。路燈剛亮，黃黃的，照著兩個人的影子，一長一短，靠得很近，又離得很遠。陳曉低著頭，圍巾把半張臉都遮住了，只露出一雙眼睛。那雙眼睛不看李成勵，看著地上自己的影子。她說，我們分手吧。沒有理由，沒有原因，就是這句話。李成勵站在那裡，手插在口袋裡，手指攥著鑰匙，攥得生疼。他問為什麼，她不回答。他問是不是他做錯了什麼，她搖頭。他問她是不是有了別人，她沒說話。他攥著她的胳膊，攥得很緊，緊到她的圍巾滑下來，露出一張蒼白的臉。她說你弄疼我了，他鬆開了。

那天晚上他一個人坐在宿舍裡，坐了一夜。室友都睡了，打呼嚕的，磨牙的，翻身的。他坐在床上，背靠著牆，手裡握著手機。螢幕亮了又暗，暗了又亮。他翻到陳曉的號碼，撥過去，響了一聲就掛了。又撥，又掛。他不知道說什麼，不知道從哪兒說起，不知道怎麼把那個己經說出口的“分手”兩個字塞回去。天快亮的時候，他發了一條簡訊，只有西個字：“我不想分。”她沒有回。他等了很久，等到窗外的天從黑變灰，從灰變白。手機螢幕亮了一下，他猛地抓起來，是天氣預報，不是她。

他去找她。在女生宿舍樓下等了兩個小時，等到她出來，手裡拎著暖水瓶，要去打水。他攔住她，站在她面前，比她高出一個頭，但覺得自己很小，小到縮成一團。他說，不要離開我。他的聲音在抖，整個人都在抖。她低著頭，看著手裡的暖水瓶，瓶塞沒塞緊，冒著白氣，撲在她臉上，模糊一片。他說，我的生命裡如果沒有你，我就不活了。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，他自己也嚇了一跳。他不知道它是什麼時候長出來的，長在胸口那個位置，平時不覺得疼，一碰就要命。

陳曉抬起頭，看著他。她的眼睛紅了，但沒有眼淚。她張了張嘴，想說什麼，沒說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一件他以為己經忘了的事。那是去年秋天，他聽人說，陳曉跟法學院的王春明老師走得很近。他問她，她說是去請教論文的事。他信了，或者他以為自己信了。現在他不信了。他的聲音忽然大了，大到連他自己都覺得刺耳。“是不是王春明害的？你是不是還介意那件事？那我就去把他殺了！”

陳曉的臉色變了。她把暖水瓶放在地上，瓶塞彈出來，掉在地上，滾了兩圈，停在路邊的冬青叢旁邊。她看著他，眼睛裡的紅褪去了，變成一種很淡的東西，淡得像水。“你不要做傻事。我是覺得我們性格不合，跟王老師沒關係。你就是這麼偏激，我才不想繼續和你在一起。我受不了了。我們好聚好散吧。”

她彎腰撿起瓶塞，塞好，拎起暖水瓶，繞過他，走了。他站在原地，沒有回頭。風從樓口灌進來，灌進領口裡，涼颼颼的。他站了很久，久到那棟樓的燈滅了一盞又一盞，久到門口的保安探出頭來看他。他轉過身，往宿舍走。走到半路，停下來，蹲在路邊，把臉埋在膝蓋裡。沒有哭，只是蹲著，聽著自己的心跳，一下一下的，很重，像是有人在裡面捶。

從那天起，他開始恨王春明。他沒見過王春明，沒跟他說過一句話，沒上過他一節課。但他知道王春明，知道他長什麼樣，在哪兒辦公，開什麼車，幾點上班，幾點下班。他打聽過，在校園網上搜過，在辦公樓門口等過。他看見王春明從車裡出來，拎著公文包，低著頭，走得很快。他看見他跟門衛打招呼，笑了一下，很淺，像水面的波紋。他看見他進了辦公樓，消失在走廊盡頭。他站在那裡，手插在口袋裡，口袋裡什麼都沒有。他想，就是這個人，毀了他的愛情。他不配當老師，不配站在講臺上，不配有學生叫他老師。他應該受到懲罰，應該被唾棄，應該從這個世界上消失。

他開始寫日記。每天晚上，坐在書桌前，檯燈開著，照著一本新的筆記本。他把那些話寫在紙上，一筆一劃，端端正正。“王春明，老師中的敗類。他利用職權勾引女學生，破壞別人的感情。他不配活著。”寫完了，合上本子，關燈，睡覺。睡不著的夜裡，他就睜著眼睛，看著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道裂縫，從燈座旁邊延伸出去，像一條幹枯的河。他盯著那道裂縫，盯了很久，久到眼睛發酸，久到窗外的天亮了。

他把計劃寫在筆記本的最後一頁。不是突然寫的，是想了很久，改了又改，劃掉重寫，再劃掉，再重寫。“10月28日，端升樓201，殺王春明。”寫完之後，他把筆記本合上，塞進書包最裡層。他買了兩把刀，一把菜刀，一把水果刀。菜刀是用來殺人的，水果刀是備用的。他把菜刀藏在書包裡，每天揹著去上課，揹著去食堂，揹著回宿舍。沒有人發現，沒有人問，沒有人知道那個書包裡裝著一把刀。

十月二十八號那天傍晚，他從宿舍出來，揹著那個書包。走到端升樓下面的時候，天己經暗了。樓裡的燈亮著，一格一格的，像棋盤。他上了二樓，走廊裡沒有人，只有他的腳步聲，一下一下的，在空蕩蕩的走廊裡迴響。201教室的門開著，他站在門口，看見王春明站在講臺前面，低頭翻教案。他推開門，走進去。腳步很輕，走得不快不慢。他穿過最後一排，穿過倒數第二排，穿過那些低頭看書的學生。沒有人抬頭，沒有人看他。他走到講臺前面，站在那裡。王春明抬起頭，看著他。“同學，請問你是——”他沒有回答。他拉開書包的拉鍊，掏出那把菜刀。刀很重，握在手裡沉甸甸的。他舉起來，朝著那個人的脖子砍下去。血噴出來，濺在他臉上，熱乎乎的。那個人往後退了一步，扶住講桌，滑下去，倒在講臺後面。他站在那裡，看著那些血從那個人身體裡流出來，淌到地上，淌到他的鞋底下。他把刀放在講臺上，掏出手機，撥了110。“我殺人了，在政法大學，端升樓，201教室。”他掛了電話，走到第一排，坐下。坐得很端正，手放在膝蓋上，背挺得很首。他等著。

警察來的時候，他沒有動。他們問他叫什麼，他說李成勵。問他為什麼殺人，他說有兩個原因，一是報復，二是殺一儆百。他們把他帶走的時候，他回頭看了一眼那間教室。燈還亮著，白晃晃的，講臺上有一攤血，己經快乾了，邊緣發黑。他想起陳曉，想起她說的那句話，“你就是這麼偏激”。他不覺得自己偏激，他只是覺得這個世界不公平。好人沒有好報，壞人沒有壞報。他替天行道，他做了一件對的事。他不知道，天不需要他來行道。天有自己的道，那道比他的深，比他的遠，比他手裡的刀重得多。他只知道恨。恨了幾個月，恨到睡不著覺，恨到吃不下飯，恨到買了一把刀，揣在書包裡，從宿舍走到端升樓，從後門走進去，走到講臺前面，舉起來，砍下去。血噴出來的時候，他以為自己會輕鬆，會解脫。他沒有。他只是站在那裡，看著那個人倒下去，看著血流了一地，看著自己的手在抖。他以為自己會覺得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。他沒有。他只是覺得冷。很冷。冷到骨頭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