透鏡攻堅專項組成立後，研究院徹底進入了“戰時狀態”。

地下潔淨室和各個實驗室的燈，徹夜亮著，冷白色的光線映著每個人忙碌的身影，連影子都透著股緊繃的勁兒。食堂二十四小時供應飯菜，保溫桶裡的熱湯冒著熱氣，疲憊的人端著碗，蹲在牆角就能吃兩口，指尖沾著油汙也顧不上擦，吃完又立刻衝回實驗室。

材料組的人幾乎泡在了改造後的熔爐邊，高溫烤得他們滿臉通紅，額頭上的汗順著臉頰往下淌，混著爐灰，把臉抹得漆黑。他們一遍遍地調整配方，控制火候，手裡的坩堝被燒得發燙，指尖裹著厚手套，卻能精準感知溫度變化，只為了提純出更合格的光學玻璃原料。

每次熔爐開蓋，熱浪撲面而來，他們眯著眼盯著裡面的玻璃液，連呼吸都放輕，生怕一點失誤，就毀了整爐原料。失敗一次，就重新調配一次，記錄本上密密麻麻的配方引數，寫了一頁又一頁。

研磨組的大師傅，是從老鐘錶廠挖來的老手，指節粗大，佈滿老繭，卻穩得驚人。他帶著幾個手穩、有耐心的年輕技工，守在改造過的老舊蘇聯機床上，手裡拿著放大鏡和千分表，盯著透鏡毛坯，以微米為單位一點點手工修正曲率。

往往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，眼睛死死盯著工件，連眨眼都不敢太頻繁，眼底佈滿血絲，酸澀得厲害，就用手背蹭蹭，繼續埋頭打磨。起身時腰都直不起來，得扶著機床緩好一會兒，腿麻得走不動路，卻沒人喊一句累。

鍍膜組的實驗室裡，真空泵的嘶鳴聲從沒停過，工程師們盯著儀器上跳動的數值，眉頭緊鎖，不敢有半點分心。反覆試驗不同的膜系和工藝，每次鍍膜失敗，就拆解分析問題，重新調整引數，一遍又一遍，直到數值達到預期。

陳東幾乎每週都來一次，有時甚至深夜突然到訪。

他進門時從不驚動太多人，就安安靜靜地站在一旁看，看到材料組的人滿臉菸灰，會讓周海生多送些降溫的涼茶和乾淨毛巾；看到研磨組的大師傅久坐不動，會輕聲提醒一句“歇兩分鐘再弄，別熬壞了身子”。

他偶爾會拿起報廢的透鏡毛坯，放在手裡摩挲，感受上面凹凸不平的紋路，眉頭微蹙著思索改進方向；有時也會站在老師傅身後，看著他那雙佈滿老繭的手，穩穩地操作工具，眼神里滿是認可。

只要攻堅組提到困難，不管是特殊鋼材、稀缺化學品，還是需要精密測量裝置，他都記在心裡，轉頭就動用所有資源去協調。沒過多久，這些緊俏的東西就會透過各種渠道運進山谷——哪怕是託人從瑞士弄來的二手精密測量頭，也半點不含糊，只為給攻堅組掃清障礙。

那位德裔光學專家馮·霍夫曼博士，也終於透過特殊渠道到崗了。

他頭髮花白，梳得整齊，穿著熨帖的灰色西裝，手裡拎著一個厚重的公文包，裡面裝著滿滿的筆記和圖紙。老爺子話不多，性格沉穩，進了實驗室就直奔主題，翻出筆記，指尖劃過上面密密麻麻的公式，遇到關鍵問題，就用鉛筆指著圖紙，緩緩說出自己的見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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