黃健

歲月深處的明燈：憶塗式凡老師

1943年的盛夏，中華大地正深陷於槍林彈雨的苦難深淵。在那血肉橫飛的危急存亡之秋，我懷揣著赤子之心，隨著流亡的人群，長途跋涉，終於抵達了流亡學生的家——貴州銅仁國立第三中學。時光飛逝，近半個世紀悄然流逝，如今我已年屆耳順，然而國立三中的點點滴滴，尤其是那位崇高而慈祥的國文老師兼班主任塗式凡，卻在我的記憶中歷久彌新，永不褪色。

塗老師是江西南昌人，初見他時，他個頭不高，臉龐清瘦，顴骨微微凸起，眼睛不大卻透著睿智的光芒，面色近乎油墨，蓄著整齊的平頭，常穿一身洗得發灰的舊中山服。單看外表，他實在沒有什麼獨特之處，但他的魅力與感人之處，全都蘊含在內在的氣質與品格之中。他的臉上總是透著一股孔老夫子般的神態，既有師長的嚴肅，又有長輩的慈祥。對於我們這群十五六歲、遠離家鄉的孩子來說，他不僅是傳道授業的老師，更是可以依靠的保護人。在無情戰火中，我們的生活被摧毀，母愛變得遙不可及，而塗老師就像黑夜裡的一盞明燈，給予我們溫暖與安全感，讓國立三中成為了烽火縫隙中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塗老師的國文課總是充滿力量。相較於枯燥的說教，他善於通過歷史史實和文學形象，激發我們的民族意識和奮起抗爭的信念。他的課堂上，愛國主義的種子悄然播撒。還記得他為我們講述文天祥的故事，“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豪言壯語，不僅成為我反覆背誦的箴言，更在後來的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歲月裡，成為我身體力行的準則。在講解“荊軻刺秦王”時，他語調平穩，神情內斂，卻能深入淺出地將暴秦的殘酷與日寇的暴行相聯絡，字字句句都點燃了我們心中的憤慨之火。“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”，這句口頭禪常常在我們耳邊迴響，至今仍清晰如昨。雖然難以判斷他的政治態度，但他救國救民的抱負，卻深深感染著每一個學生。他教學極為認真嚴謹，每一篇作文，他都會不厭其煩地詳批細改。那些評語，不僅是對文章的點評，更是對我們人生的指引，教導我們愛國愛民，做正直之人，行正義之事。記得有一次，我的作文因言辭過激險遭不測，他卻在評語中鼓勵我“當秉嫉惡如仇正氣，更當修身養性，方能做大事”。可惜的是，那些珍貴的作文字，在1954年的洪災中，隨著家宅一同被淹沒在洞庭湖底，但老師的教誨，卻永遠銘刻在我的心間。

抗戰勝利時，美軍在貴陽城的種種惡行令人憤慨。他們駕駛吉普橫衝直撞，甚至發生挾持事件。更令人不齒的是，《貴陽日報》竟發表社論為美軍辯護。平日裡沉穩內斂的塗老師，讀到這篇社論時，難掩心中的憤怒。他義正言辭地教誨我們：“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志氣，不作日本國的亡國奴，也不當美國人的亡國奴！”這句話如同一股春風，滋潤著我們這些流亡學生的心田，讓愛國的種子生根發芽。

塗老師的生活十分清貧。他的住所是一間簡陋的木架平房，屋內一張掛著發黃蚊帳的床鋪，旁邊緊挨著一張三抽屜長方桌，桌上擺著一盞美孚油燈和幾束國文課本，僅此而已。靠近被柴灶煙火燻黑的廚房門口，放著一張矮到膝蓋高的小木方桌，配上幾把竹製小靠背椅，這便是他全部的家當。他的太太是位和藹可親的家庭婦女，兩個孩子活潑可愛。流亡的命運將我們緊緊相連，師生之間的情誼自然而真摯。師孃曾為我操持飲食，這份溫暖至今難忘。

1944年暑假，我的家庭經濟陷入困境，無力支付伙食費。父親從淪陷區歷經艱險漂泊到津市，託人匯款卻遭詐騙，我分文未得，陷入斷餐的困境。更令人崩潰的是，一封電報“我已死津市”讓我痛不欲生，後來才發現是“到”字錯拍成“死”字。就在我絕望之時，是塗老師伸出援手，在他自己生活也十分艱難的情況下，無私地為我提供膳食，這份恩情重如泰山。

抗戰勝利後，我回到湖南省立第十五中繼續學業，直至大學畢業。期間，我曾與老師通過幾次書信，但後來聯絡不幸中斷。多年來，我一直試圖尋找他的訊息，卻始終未能如願。前兩年，校友寄來一張泛黃的老照片，上面有塗老師模糊的身影，那一刻，欣喜與思念如潮水般湧來。如今，我不知道老師是否還健在，也不知他在動盪歲月中經歷了怎樣的人生，但我始終記得他的教誨，老老實實做人，誠誠懇懇做事，這或許就是我能獻給老師最好的答卷。在我心中，“親、師”永遠值得我深深跪拜。塗老師，您永遠是我人生路上最明亮的那盞燈！

黃健，男，1942年入國立三中六年一貫制第三班，1946年復員離校。華中工學院機械製造系畢業。離休前任湖北機械廠廠長。高階工程師。現任廠長顧問，通訊處：湖北省咸寧市湖北煤礦機械廠。郵編湖北省武漢市江漢區前進路前進巷67號6樓2室。郵編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