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光權

從1941年秋考入國立第三中學實驗部之後，經過的語文老師不算少，可對我印象最深、影響最大的要算洪紹琴老師了。

我們實驗部是設在赤帝宮（現地區醫院後面），那兒十分簡陋，條件很差，只有通往教室的路算好些。每逢國文課，總會看到一位年近半百，身著一件老藍布衫的教師匆匆朝教室趕來。特別是在嚴冬，就分外顯眼：風掀起藍布衫，一閃一閃，依然剃著光頭，留兩撇八字鬍；一雙粗布白襪，外套一雙粗布鞋。這就是我們所敬愛的洪紹琴老師。

洪老師子女多，負擔重，生活十分清苦。有一天，我們班（六年一貫制第二屆）的同學挑選了些自種的蘿蔔、白菜，準備送給洪老師。一踏進門，就著見洪老師在烘烤藍布衫，因為天氣不好，星期一上課還得穿上。……我們這才知道，老師連多一件換洗的外衣都沒有。從那時起，藍布衫總是浮現在我的腦海裡，老是印在我的心板上。抹不了！洗不掉！

天冷了，下雪了，可淪陷區來的同學，特別是教養院轉來的一些同學，有的還打著赤腳，穿著草鞋，有的面黃肌瘦，手凍得象泡粑；可還是那樣勤奮學習，刻苦鑽研。洪老師看了十分心痛，可又無力解除他們的困苦。他曾不止一次地在班上說：“×××生病了，×××身體太弱了，你們哪個弄兩個雞蛋給他們吃吃……”我們雖然睡地板，打連鋪，飽受臭蟲、蝨子、跳蚤的困擾，但師生情深，同窗誼厚，這比什麼都珍貴！

不知者會認為藍布衫、白布襪的形象和他“知天命”的年齡透露的全是“老”、“舊”、“怪”，可事實卻恰恰相反。他上課說的是安徽壽縣的口音，聲浪也不高，卻十分懇切，浸透著力 度；他沒有什麼手舞足蹈，可那雙眼睛，卻閃著動情的光芒；他樸實無華，從不譁眾取寵；他循循善誘，從不惡言傷人；他教的是國文，可從不把學生困擾在幾篇死死的文章裡；他盡職盡責，從不誇口炫耀。他教文言文，只要求我們能讀懂，決不要求我們再去寫文言，走歷史的回頭路；對於白話文，他卻要求嚴格，一定要寫好、用好。當時的國文教本，很少涉及什麼語法、修辭、邏輯之類的東西，可他卻有意以科學的態度，把這些引進課堂，開拓學生的思路。他沒學過英語，可在語法教學上卻中英對照，簡明的闡明語言現象。他常鼓勵我們要自覺地多看些課外書刊，特別是現代科學方面的書籍。有時，在課堂上也不惜留出一定的時間，要求我們拿出課外書籍來看。

記得有一次作文，洪老師要我們寫說明文，我是以“水”為題來寫的。發作文了，老師在我的作文上打了兩個大問號，原來是我在說明水在“4°C”時密度最大，卻沒有寫出表明攝氏的“C”，把“4°C”寫成了“4°”。老師特意嚴厲指出：“寫科學性文章，思想一定要縝密，只寫個四度，是攝氏呢還是華氏？千萬要注意！”這對我的印象太深刻了！它經常鞭策我，不僅教書，也包括為人！

洪老師的這些教學教育觀，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，有的甚至是終身的。在中學時代，我讀了一些現代文學作品，堅持用白話寫作文、日記，直到大學，從未間斷過。記得有一個晚上，我一口氣寫了十個雙頁的日記，上床時，雞都叫了，可心裡卻十分踏實。高中畢業後，到貴陽讀大學，教我語文的是杜熙筠教授。一次杜先生生出了個作文題：“韓信匍匐胯下”，第二週發作文時，杜老先生出口便問道：“哪個是吳光權？”我真有點兒忐忑不安，不好意思地站了起來。他從老花鏡的上緣向我看著說：你人倒不大，文章卻很有見地。只是太可惜了！唉！太可惜了！為什麼還要用白話寫呢？！”那次作文老師還是給了我92分。隨後，我還是按照中學時代教過我的洪老師講的觀點堅持著。隨後，我又回到洪老師教過我的母校，一教又是40年，仍然堅持著！

那是抗日戰爭勝利後的第一個夏天，教育復員了。廣大師生員工，大多從淪陷區來的，他們就要離開美麗的銅仁返回自己的家園去了。我拿了一個自作的記念冊請洪老師簽名留念。他依然穿著藍布長衫，笑看著我，拿起筆，很自然地寫下幾句話。真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他寫的不是一般人鼓勵人的“豪言壯語”，卻自責地說他沒有認真地教好國文，十分慚愧。我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越看越感覺那字裡行間所透露出來的一個普普通通，平平凡凡的教師的偉大人格和不朽的紅燭精神。

半個世紀過去了，我今年已是65歲的人了。洪老師的藍布衫、白布襪，光頭和八字鬍卻永遠飽和著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可貴品質和不朽精神，永遠活在我心中！

敬愛的洪紹琴老師，您現在哪兒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