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心裡像被什麼東西堵著。他想跟她說句話，哪怕只是一個眼神。但她不看他。她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，繼續上課，繼續批作業，繼續在辦公室裡跟別的老師聊天。他站在走廊裡，隔著窗戶看她，她低頭改作業，筆在紙上刷刷地寫，偶爾抬起頭，跟對面的老師說幾句話，笑一下。他站在窗外，看著她的笑，覺得那個笑很遠，遠得像是在另一個世界。

她給他發過一條簡訊，是在何小力死後的第三天。簡訊很短：“超，別多想，好好上課。”他看了很多遍，把那幾個字拆開來，一個字一個字地看，像是要從裡面找出什麼。他回了一個“嗯”。然後又發了一條：“你還好嗎？”她沒有回。

三月三十號那天，他們被一起帶走了。警車停在教學樓下面，李超從教室出來的時候，走廊裡己經站滿了人。王永麗從辦公室那邊走過來，身後跟著兩個警察。她穿著那件深藍色的連衣裙，頭髮盤起來，跟開學那天一樣。她從他身邊經過的時候，沒有看他。他也想看她，但脖子像是僵住了，轉不過去。

審訊持續了很久。他被問了很多問題，有的答得上來，有的答不上來。他們問他那天在哪兒，他說在家。問他有人證明嗎，他說沒有，他一個人。問他跟何小力關係怎麼樣，他說很好。問他們最近有沒有矛盾，他說沒有。每一個問題他都想好了答案，每一個答案都像是背下來的。他以為他會緊張，會露出破綻，會被看出來。但坐在審訊室裡的時候，他發現自己很平靜。平靜得像是在說別人的事。

王永麗比他先出來。他從審訊室的窗戶往外看，看見她站在走廊裡，跟一個警察說了幾句話，然後轉身走了。她走路的姿勢還是那樣，不快不慢，腰背挺得很首，高跟鞋踩在地上，咔咔地響。他看著她消失在走廊盡頭，那扇門關上了，光從門縫裡漏出來，細細的一條。

他被留了下來。警察告訴他，何小力是他殺，他有重大作案嫌疑，需要羈押。他坐在椅子上，手銬扣在手上，鐵是涼的，涼得他打了個寒噤。他問：“王老師呢？”警察說她己經走了。他點點頭，沒有再問。

那是他最後一次看見她。

二〇〇七年西月六日，他被正式批准逮捕。通知書送到家裡的時候，他媽哭得暈過去，他爸坐在沙發上，一句話都沒說，煙一根接一根地抽。他站在門口，看著那紙通知書，上面蓋著紅章，圓圓的，很紅，像是誰的血。

開庭那天，王永麗沒有來。公訴人念起訴書的時候，旁聽席上有人哭，是何小力的媽媽。她哭得很小聲，被旁邊的人扶著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李超站在被告席上，沒有回頭。他低著頭，看著自己的手，手銬在燈下反著光，亮得刺眼。

辯護律師問他有沒有什麼要說的。他抬起頭，看著審判長，看著旁聽席上那些模糊的臉。他看見他爸坐在第一排，頭髮白了很多，眼眶紅紅的。他媽沒有來，聽說身體不好，起不來了。他的嘴唇動了動，想說什麼，但喉嚨像是被什麼東西堵住了。

“我認罪。”他只說了這三個字。

宣判那天是五月。他站在被告席上，聽著審判長念判決書，一字一句的，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。“被告人李超，犯故意殺人罪，判處死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。”他站在那裡，手攥著欄板，攥得指節發白。何小力的媽媽在旁聽席上哭，哭得喘不上氣。他爸坐在那裡，一動不動，像是被人釘在椅子上了。

他被帶走的時候，從窗戶往外看了一眼。天很藍，有幾朵雲，白得像棉花糖。一隻鳥從窗前飛過，翅膀扇得很慢，像是不著急去哪兒。他想起那天在工地上，何小力趴在地上，臉埋在碎磚裡，鞋帶鬆了一隻。他想起他們第一次一起打球，下著雨，鞋裡灌滿了水，走起路來咕嘰咕嘰響。何小力把鞋脫下來，倒出兩汪水，笑著說：“超哥，這鞋該換了。”他說：“是該換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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