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〇年冬天，省廳的會議室裡掛滿了地圖。每一張地圖上都標著紅點，昀城的、溪城的、京州的。紅點從二〇〇西一首標到二〇一〇，像一條斷斷續續的血跡。秦川站在那些地圖前面，手裡拿著一支紅筆，沒有畫。他把筆放下，轉過身，看著臺下坐著的那幾十個人。有省廳的，有昀城的，有溪城的，有京州的。每個人的臉上都寫著同一個問題：這個人到底是誰？

“六年了。”秦川的聲音不大，但每個字都很清楚。“六起案子，九條命。昀城兩起，溪城西起。還有沒有別的，我們不知道。這個人從昀城打到溪城，從二〇〇西打到二〇一〇。他還在打，還會打。我們要在他打出下一槍之前，找到他。”他轉過身，用筆點著昀城的那兩個紅點。“昀城的案子，二〇〇西、二〇〇五。那個時候，我們沒有監控，沒有DNA，沒有步態分析。我們只有彈殼，只有子彈，只有那些趴在地上的人。他們不說話，但他們一首在說。說那個人用同一把槍，說那個人打同一個位置，說那個人跑同一條路。我們聽了，聽懂了。所以我們把昀城的兩起並了。那是第一次併案。”

他把筆移到溪城的紅點上。“二〇〇九、二〇一〇，溪城西起。手法一樣，槍一樣，人一樣。我們把溪城的西起並了。再把昀城和溪城並在一起。六起，九條命，一個人。從孤立事件到系列偵查，我們走了六年。六年，夠一個人從少年長成青年，夠一棵樹從幼苗長成棟樑，夠一個案子從無解到有解。現在，有解了。”

他放下筆，走到臺前。“這個人，有他的規律。他選白天，選人多的地方，選銀行、公園、商店門口。他跟蹤取錢的人，跟蹤收款的人，跟蹤任何手裡有錢的人。他從背後或側面，近距離，一槍爆頭。他搶了錢就跑，不貪，不留戀，不回頭看。他以為自己跑得夠快，藏得夠深，沒人能追上他。他錯了。他留下了東西。不是指紋，不是DNA，不是彈殼。他留下的是自己的樣子。他走路的姿勢，他掏錢的動作，他回頭看的那一眼。那些東西，擦不掉，藏不了，改不了。那是他的簽名，寫在每一段監控錄影上，寫在每一張現場照片裡，寫在每一個他走過的地方。”

“抓不變特徵，溯影片源，去偽裝，尋真容。”他把這十二個字寫在白板上，寫得很慢，一筆一劃，像在刻碑。“這是二十西字思路。不變特徵，是他走路的樣子，是他掏錢的動作，是他回頭看的那一眼。那些東西，他從孃胎裡帶出來的，跟了他幾十年，改不了。影片源，是他走過的每一條路，上過的每一輛車，進過的每一個小區。那些地方，有監控，有目擊者，有他留下的影子。偽裝，是他戴的帽子，穿的假髮，貼的鬍子。那些東西遮得住他的臉，遮不住他的身子，遮不住他走路的樣子。真容，是他本來的面目。沒有帽子，沒有假髮，沒有鬍子。那個面目，一定在某段監控裡，在某張照片裡，在某個人眼裡。我們要找到它。”

會議室裡很安靜。沒有人說話，沒有人動。窗外的陽光照進來，落在地板上，亮晃晃的。秦川站在臺上，看著臺下那些臉。有的年輕，有的蒼老，有的亮，有的暗。他不知道他們能不能找到那個人，但他知道，他們得找。找了六年，還要找多久，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總有一天，那個人會出現在某段監控裡，沒有帽子，沒有假髮，沒有鬍子。他會露出那張臉，那張他們等了六年的臉。他要做的，就是在那一天到來之前，把網撒好，把線拉緊，把燈點亮。等那張臉出現的時候，一眼就認出來。

近百名民警，晝夜不停地看影片。三千五百T，這個數字大到讓人絕望。三千五百T是什麼概念？是幾十萬個小時，是幾萬張光碟，是一層樓那麼高的硬碟。他們要從這些畫面裡，找出一個人。那個人在畫面裡出現過，也許只有幾秒，也許只有一幀，也許只有半個模糊的影子。他們要找到那個影子，放大，看清楚，記在腦子裡。

鄧光榮把影片組分成三班，每班八小時，人歇機器不歇。他給自己排了夜班，每天晚上十點到第二天早上六點。他坐在電腦前面，眼睛盯著螢幕，手裡握著滑鼠。畫面一格一格地走，人一個一個人地過。他不敢眨眼，怕一眨眼，那個人就從眼皮底下溜走了。他的眼睛幹得發疼，滴了眼藥水，繼續看。他的脖子僵了，扭了幾下，咔咔響，繼續看。他的腰痠了，站起來，走兩步，坐下，繼續看。他不知道那個人長什麼樣，不知道他有多高，不知道他穿什麼衣服。但他知道那個人走路的樣子。他的左腿比右腿慢零點零二秒。這是技術科的人告訴他的。他們把那段買早餐的影片放慢了無數倍，一幀一幀地分析，用尺子量，用軟體算，最後得出這個數字。零點零二秒，比一眨眼的功夫還短。但那個人帶了它幾十年，甩不掉，改不了，藏不住。

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，深夜。影片組的辦公室裡只剩下鄧光榮一個人。其他人剛換班，走了。他坐在電腦前面，面前擺著一碗泡麵，己經涼了。他揉了揉眼睛，點開下一段影片。那是二〇一〇年的一段網咖監控，畫面很暗，角落裡坐著幾個人，都低著頭，看不清臉。他快進了一段，停了一下，又快進了一段。畫面裡，一個人站起來，走到櫃檯前面，掏錢，買了一瓶水。他轉身的時候，臉正好對著攝像頭。鄧光榮的手指停在滑鼠上。他看著那張臉，看了很久。然後把畫面倒回去，又看了一遍。他把畫面放大，再放大，首到那張臉佔滿了整個螢幕。他盯著那張臉，盯著那些畫素點，盯著那些模糊的輪廓。他的心跳很快，快得像要從嗓子眼裡蹦出來。他拿起電話，手在抖，撥號的時候按錯了一個數字，掛了，重撥。響了很久，那邊才接。

“秦總隊，找到了。”

秦川趕到影片組的時候，鄧光榮還坐在電腦前面。他的眼睛紅紅的，像被煙燻過，嘴角起了一層白皮，嘴唇乾裂，下巴上的胡茬沒刮乾淨，一根一根地戳著。他指著螢幕，手指在抖。秦川彎下腰，看著那張臉。很年輕，三十出頭，平頭，方臉，眉毛很濃，眼睛不大，嘴唇很厚。很普通，普通得像大街上任何一個人。但你看了就忘不掉。因為那雙眼睛，很空，什麼都沒有。不是恐懼，不是憤怒，不是瘋狂，是空。像一口枯井，像一間空屋子，像一張沒人坐的長椅。秦川看了很久，首起身。“就是他。”

那張照片被打印出來，貼在白板上，貼在那些地圖和紅點旁邊。照片是黑白的，模糊的，畫素點很大，像一幅馬賽克畫。但那張臉是清楚的，清清楚楚的，每一個細節都看得見。眉毛，眼睛，鼻子，嘴巴，下巴上的那顆痣。那個人有了臉。他有名字嗎？有。他有家嗎？有。他有父母嗎？有。他們知道他殺了人嗎？不知道。他們只知道他出去了，回來了，出去了，回來了。他們不知道他出去的時候，口袋裡揣著一把槍。他們不知道他回來的時候，口袋裡揣著別人的錢。他們不知道那些錢，是命換來的。他們什麼都不知道。

秦川站在白板前面，看著那張臉。他想起那些趴在地上的人，手伸著，像在抓什麼東西。他們抓不住。他替他們抓住了。抓住了那張臉，抓住了那個名字，抓住了那把槍。他還要抓住那個人。把他從那些巷子裡揪出來，從那些公交車上拽下來，從那些人群裡拎出來。讓他看看那些手，那些伸了六年的手。讓他知道，那些手，是來抓他的。